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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扬州人石成金的集子《传家宝》今在日本

《传家宝》是清初扬州人石成金的集子，现在扬州人很少提起这部书。原因很简单，作者既非名士，作品也非名著，书中所言不过是剃头、洗澡之类的日常俗事。但石成金的书在邻国却颇有影响。韩国人的《热河日记》和日本人的《大阪繁昌诗》，都提到了石成金。

《大阪繁昌诗》三卷，日本田中右马三郎撰绘，纪律堂出版。《大阪繁昌诗》说日本的澡堂“与西土颇相似”，西土就是中国。田中右马三郎在《大阪繁昌诗》中大引扬州人石成金的《传家宝》，说：“浴池混堂内，贤愚人众，不可多带银钱。如久浴，可出池将衣箱看过再浴。”又说：“如浴完穿衣时，不可背着衣箱，须紧靠箱前，勤勤照看。穿完衣服起身时，须将箱内各处用手一摸，恐有零星遗忘之物。大抵日间洗浴失物者少，而黑晚多致误事。”还说：“要日间初开池时进浴，人既稀少，水又洁净。倘至黑晚，人多水污，失落衣物尚是小事，人众混杂，多有梅疮、结毒、疥癞之类，倘传染于身，流害无已。”这些当年扬州人的日常经验，尽管琐屑，倒还实用，因而对日本文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比起《大阪繁昌诗》，日本人谷文晁的《画学斋过眼图稿》更早引用了扬州人的《传家宝》。谷文晁（1763-1840），日本江户时代名画家，曾广泛吸取狩野派、圆山派、水墨画、西洋画技法，融为自己的风格。《画学斋过眼图稿》几乎全盘照搬了石成金的《天基乐事》，竭力体会扬州人的“扫地之乐”、“静坐之乐”、“读书之乐”、“饮酒之乐”、“赏花之乐”、“玩月之乐”、“观画之乐”、“听鸟之乐”、“狂歌之乐”和“高卧之乐”。扫地、静坐、读书之类，都是世人司空见惯之事，何以会感动两百年前的日本人？据石成金书中的说法，其他事别人可以代劳，唯有扫地必须亲为，当亲自把房屋打扫干净之后，才会觉得心地清爽，没有别的快乐可以比得上它。细细加以体味，可知当时扬州人的生活趣味细致而又微妙，其中有知足常乐的成分，有乐天知命的因素，在实用之外还有几分禅机。

《大阪繁昌诗》作于幕府末期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卷中有注：“浴肆又名混堂。”当时大阪的浴室也叫“混堂”，显系来自中国的叫法，而且与扬州有关。李斗《扬州画舫录》云：“（蜀僧）大喦多癣疥，日必入混堂浴。”董伟业《扬州竹枝词》云：“齐上混堂花酒店，里添棉与外添棉。”林苏门《邗江三百吟》云：“澡身之地，名曰混堂。城内外数以百计。凡堂外有立厢，有坐厢，有凉地，有暖房，有茶汤处，有剃头、修脚处。”说明扬州人的洗澡并不限于洗澡本身，“混堂”还有其他的服务内容，这也是对扬州谚语“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注脚。《大阪繁昌诗》大量引用《传家宝》，以此说明“和汉同风同弊”，也即日本风俗与中国风俗是相同的。

早上皮包水，午后水包皮，归根结底是强劲的扬州盐商生活方式的余风，影响及于周边各地。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所藏《清国漂流图》，记录了嘉庆十五年（1810）日本船“长久丸号”自琉球归国途中，遇风漂至中国的情景。那些日本船员在经过南通西门时，就看到当地也有“混堂”。随着扬州三把刀的日益流布四方，这种风气也随之传到日本。徐谦芳《扬州风土记略》说过，扬州三把刀“各省多有之，发匠且达于东瀛”，东瀛即日本。

日本的江户时代，正值明后期到清中期，当时的日本社会对中国文化十分仰慕，民间穿衣戴帽均悉心模仿中国。日本宽政十一年、清朝嘉庆四年（1799），日本人述斋林衡在为介绍中国风俗的《清俗纪闻》一书所写序言中说，现今日本的达官贵族子弟，“即一物之巧，寄赏吴舶，一事之奇，拟模清人，而自诧以为雅尚韵事，莫过此焉”。吴舶即航海到日本的中国商船，清人即中国人。序言的作者对于“清俗”在日本的传播忧心忡忡，感叹说：“吁，亦可慨矣！窃恐是书一出，或致好奇之癖滋甚，轻佻之弊益长。”他担心那些介绍中国风俗的书，会对日本社会模仿中国生活方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恰好从侧面印证中国风俗对日本产生过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