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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日本城市坚持61年的反省

　　在日本，有一个城市分外不同。

　　它叫大馆市，位于日本东部的秋田县。

　　二战中，这个城市的军警、市民曾经残酷地虐杀过中国劳工。现在，这里的人们坚持祭奠死难的中国人，反省战争罪孽，已经持续61年了。

　　从28年前开始，大馆市成为日本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坚持市政府出资、主办反战和平祭奠活动的城市。它的史册，是一部传奇。

　　68年前的抗争

　　2013年6月28日，23岁的王洋洋踏上了大馆市的土地。

　　“我是非常坚定反日的。你看我全身上下有一件日货吗？”这个学舞蹈、穿着时尚的年轻人说。

　　他对日本的反感和愤恨，不只来源于书本和抗战剧。他的爷爷王振瑞，当年就差点死在大馆市的花冈矿山。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及企业在中国华北地区抓捕中国平民及抗日力量，到日本135处企业单位，从事集中营式的残酷劳动。

　　据中国人殉难者名簿共同编制会执行委员会《劫掳中国人事件报告书》记载，日本侵略者仅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共抓捕41758名中国人。到抗战胜利，其中9644人死亡。

　　其中，被押送到花冈矿山的中国人，就有王洋洋的爷爷王振瑞，也有王红的父亲王敏。1944年农历四月，王敏在河北省深泽县甄家庄执行抗日任务时被捕。

　　“当时日军登记时，我父亲化名张开化。因为他是共产党员，还是游击队小队长，当时已经是第二次被抓了。被捕时，他就以为脑袋要开花了，所以叫‘开化’。”王敏的女儿王红说。

　　当时，作为日本国内屈指可数的铜矿，花冈矿山在军需产业中地位很重要。

　　但花冈矿山风光背后的中国劳工则被忽略了。他们穿着单衣、草鞋，在冬天零摄氏度的河水里，做十五六个小时的苦役，吃的是只有两个拳头大小的橡子面窝头。遇难劳工薛同道只因为在路上捡了一个苹果核充饥，就被日本监工围殴而死。

　　劳工耿淳是这些中国劳工的大队长。依据他的证词，“粮食黑得像土，硬得像石头，吃后人人腹痛、泻肚，有时一天之内，竟有四五人死去。”身边的难友经常“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起来。

　　甚至，“人吃人”的惨剧也被迫发生。有一天，几个难友把专管火化尸体的李担子推到了耿淳面前：“队长，把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打死吧！”李担子也哭着跪了下来：“队长，把我活埋了吧！我不是人，我不如一条狗！”

　　原来，李担子在火化难友尸体时，偷偷割了一块半生不熟的人肉，用破布包住，偷吃充饥。

　　“听着李担子的哭诉，我心如刀割。这是他的罪过吗？这都是日寇逼出来的啊！”耿淳回忆，他只能扶起李担子，告诫他以后不能再这么做。

　　更侮辱中国劳工的是，日本人将他们居住的破房以革命先驱孙中山命名，称为“中山寮”。

　　笼罩在“亡国”、“奴隶”的绝望之中，花冈的中国劳工没有倒下。1945年6月30日夜，在耿淳等人的领导下，他们打死日本监工，集体逃往附近的狮子森山。参加暴动的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干部、八路军战士、国民党军官、伪军士兵，更多的是普通农民、工人、教师、学生、商人……

　　在《花冈事件》一书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白介夫评价，花冈暴动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这次抗暴斗争是一次自杀性斗争。他们事前约定，严禁暴动侵扰日本老百姓，还放过了两位好心的日本监工，并决定如果失败就一起投海自杀。”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介绍说。他长期推动劳工战后维权工作。

　　依据史料，震惊的日本警方出动两万军警围捕。第二天，中国劳工全部牺牲或被俘。

　　接下来，大馆市的共乐馆广场上，血案上演。奄奄一息的中国人被反绑双手，跪在铺着尖利石子的广场上，没吃没喝地跪了三天三夜。如果跪得不直就被毒打，甚至一些日本平民也向他们砸石头。

　　最后，被强掳到花冈矿山的979名中国劳工中，418人惨死。领头的大队长耿淳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其余12人被判有期徒刑。后因日本投降，他们才幸免于难。

　　抗战胜利后，几名被解放的劳工留在日本，参加了横滨B级、C级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日军暴行。1948年3月，法庭分别判处6名战犯——鹿岛职员和警察死刑或有期徒刑。

　　这一系列史料，现在被展览在花冈河畔的一所原木屋里，紧邻着劳工当年的工地。

　　“我们日本人必须要知道，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时的灾难，现在已成为中国民众很难愈合的心灵伤口。花冈惨案就是其中之一。”著名中日友好人士、曾任日本国会参议员的田英夫曾在书中如此写道，“这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也不允许逃避。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这个历史事实。”

　　从“花冈暴动”日到“和平纪念日”

　　这是王洋洋第一次来到日本。2013年6月29日，在大馆市政府会馆等着他们的，是一个瘦高、略微谢顶的日本人。他叫谷地田恒夫。他戴着眼镜，走路要拄着拐杖，停步的时候却总是站得笔直。

　　1945年8月28日，谷地田恒夫还只有5岁，住在大馆市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妈妈在厨房切菜，忽然抬起头来。外面传来食品降落伞投放的“呼呼”声，妈妈赶忙放下菜刀跑了出去。他也跟着去拿降落伞。

　　当时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有中国劳工也去拿降落伞，却被全村人绑起来殴打，一边骂着“抢过罗！”(音译，当时日语对“中国人”的蔑称，意义类似“支那人”——记者注)

　　“当时，我也跟着其他小孩一起欢呼拍手，用石头砸了中国劳工。”今年已经73岁的谷地田恒夫坐在沙发上，平静地回忆道。

　　现在，他是当地市民团体“花冈和平纪念会”的副理事长，每年都要组织“6·30”花冈中国殉难者祭奠大会。

　　直到高中二年级，谷地田才第一次“进城”，到了花冈。他是骑自行车来听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演讲。

　　当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花冈事件，更不知道很多中国人死在他听演讲的地方附近。

　　1959年，19岁的谷地田恒夫家里困难，再也无法支撑他的学业了。念到大学二年级的他回到家乡，当了邮递员。

　　在1914年，谷地田先生母亲出生的那一年，秋田县的工会组织成立了。在当时日本政府统治下，活动往往遭到警察的阻挠和镇压。但工会还是成为了后来当地左翼运动的源头。

　　“农民和矿山的人，工会活动已经进入了生命中。”谷地田恒夫说。工作后，他自己也参加了工会，长期担任日本劳动组合联合会大馆协议会事务局长(相当于大馆市的工会组织负责人——记者注)。

　　他工作的邮局就正面对着共乐馆广场。但他依然不知道花冈暴动。

　　“和同事前辈吃饭喝酒的时候，人们自然就会随便地聊起战争经历，比如说谁去中国参过战，负了伤，用便盆吃过饭……但都不是什么严肃的谈话。”

　　最后，他是偶然在朝鲜人卖酒的店铺里，第一次听说了花冈事件。

　　这震惊了年轻的谷地田，在他心中，不亚于原子弹爆炸：“作为工会会员，我知道东京、广岛、长崎有反对原子弹运动。那花冈也发生了重要的中国劳工暴动事件，为何花冈不做和平运动？”

　　从1952年开始，大馆人把“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每年为死难中国劳工举行追悼大会等各种纪念活动。

　　谷地田恒夫是这个过程的亲历者。“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大馆市当地的和平运动主要是工会发起的。一开始我们是以劳动者生活改善为中心，然后发展到和平运动。”

　　1963年，在花冈町的十濑野公园墓地，在日本朋友的宣传募捐下，高大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树立起来。碑的背面铭刻着每一个殉难者的姓名。每年的6月30日，追悼大会就在碑下召开。

　　1969年开始，29岁的谷地田恒夫开始宣传花冈事件。那年的6月30日一大早，他登上中国劳工逃亡过的狮子森山，为大馆人讲解这段历史。

　　登山的工会成员平均在20～50人规模。“上世纪90年代，有一年的‘6·30’下雨，我等了半天，只有一个人来。年轻的工会会员平时答应得很好，最后却都推说有事来不了。我真的很生气，想明年绝对不干了！但是到了第二年，又有四五十个人来了。”

　　他没想到，这一干，就坚持了44年。

　　1985年，大馆市举行“花冈惨案”第40次慰灵活动，新华社为此播发新闻。这惊动了河南省襄城县的一个人。

　　他就是当年差点死在花冈的暴动发起人耿淳。他看到后，夜不能寐，带着试探的心情给一个人写了信。

　　信是写给他的难友刘智渠。刘在1945年为横滨B级、C级战犯军事法庭作证后，就留在了日本华侨总会。

　　这一年，日本首相在战后首次以官方名义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亚洲多国的强烈抗议。

　　出乎耿淳意料，刘智渠真的收到了这封漂洋过海的信。中日友好人士都为此激动了：“历史中的英雄，还活着！”

　　1987年，大馆市的战后第42次慰灵大会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第一次有中国人参与。

　　时年73岁的耿淳应时任日本国会议员田英夫、土井多贺子、宇都宫德马和时任大馆市长山健之郎的邀请，再度踏上花冈的土地。当时迎接他的就是谷地田恒夫。

　　那一年的“6·30”大会当天，中国殉难烈士慰灵碑前，已经谢顶的耿淳端起一碗酒，祭奠死去的难友。他身后，是上百名肃立默哀的日本官员和平民。此事轰动了两国，中日报纸均作了大量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