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木晶子是行政分团的协调员。她是我们踏上日本国土之后认识的第一位日本人，也可以说，我对于东京人的了解是从她身上开始的。
本次访日活动的组织者JICA给每个分团分别安排了两位协调员，一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他们都是JICA下属单位的职员，都通晓日中两国语言。我开始并不能完全理解“协调员”是个什么角色，在23天的访日行程中才实实在在搞清楚，协调员的工作有多么繁杂。他们既要为安排好我们的衣食住行和访问活动进行精心策划、联系，又要无微不致地为我们服务，她们一会儿是运筹帷幄的将领，一会儿成了甘心服务的保姆，同时在一些时候还要兼任翻译工作。总之，没有相当的智慧、学识、爱心与耐心，这份工作是很难拿得下来的。
高木晶子40出头，是个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她衣着朴素，也不善于打扮自己，与东京这个发达、开放、时尚、现代的城市形象有些脱节；她的汉语说得一般，也不善言辞，不喜张扬，在受到夸奖或被我们善意地开玩笑时，甚至还会有些不好意思。我不知道用“憨厚”一词去形容她是否对她（或者任何一个女人）不敬，但我觉得她留给我的印象用“憨厚”来形容的确非常确切，而且，我对她的这一形象充满崇敬。她的脸上永远保持着谦逊的微笑，总是非常真诚地、亲切地聆听我们的求助，并耐心地、认真地为我们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
在每次全团集体活动中，富士急行车驶到目的地，高木晶子总会像准点闹钟一样提醒大家：“到啦，请下切（车）。”语调轻飘飘、慢悠悠，日本女人的贤慧一展无余。这并不是一个具有深意的细节，但因为她一以贯之的认真劲儿和极具特色的发音，这句普普通通的工作用语便成为我们印象中的一句经典台词，让她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形象立即生动起来。
高木晶子的慢悠悠也许只是一个特例，因为东京是一个快节奏的城市，举目望去，所有的人都行色匆匆。他们在闹市和拥挤的地铁通道里的行走状态也是大步流星，奔着自己要去的方向，蹭蹭蹭地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繁华的都市留下一串急匆匆的脚印。
不管是在地铁还是在商场，只要有滚动电梯的地方，不管是上楼还是下楼，急行的人们一上电梯就会自觉往左站，在右边留出一条通道，给后面更急的人留个方便。而右侧的通道似乎从没消停过，嫌电梯太慢、三步并着两步在电梯上奔跑的人源源不断。
地铁通道里和大街上一家挨一家的快餐店成为城市快节奏的又一个佐证。快餐品种繁多，在任何一个热闹地段，都可以看到麦当劳、肯德基和日本本土快餐吉野家的连锁店和各式各样的拉面小店。相对于中国国内尚把这些外来的快餐店当作一种时尚、连锁店普遍面积浩大，东京的这类快餐店则完全只体现其“快速裹腹”的实用性，大多数的快餐厅只有十来个位置，在新宿地铁站西口，有家肯德基甚至被压缩成只有三四平米的外卖小门面。所有的快餐店都生意兴隆，就餐者人来人往。食客迈着大步匆匆地进来，进来就点，菜来了闷头便吃，吃完了起身便走，这争分夺秒的架式，似乎还有一大堆的任务正等着他去完成。
东京是一个极具亚洲特色的城市。漫行于东京的街头，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恍惚，相似的气候、满街熟悉的黄色面孔以及一些标牌上和汉字完全相同的文字，让人一时以为是站在国内某个大城市的闹市区。我只是个游客，用不着象日本人那样匆匆地赶路，有时间、也有心情去感受一下日本女人这道风景，但发现想在大街上实现这个愿望简直困难重重。我在繁华银座的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密切注视着来来往往的女人，她们眉头紧锁，脸色僵直，与所有男人一样行色匆匆，除了脸上的妆比北京街头的女人更浓一些，衣着和举指并无特色。对面终于走来两个眉飞色舞的女人，她们打扮靓丽笑容灿烂，让人眼睛一亮！待她们走近了，我竖起耳朵去听她们的侬侬细语，听到的却是一嘴的中国东北话！
大街上东京女人不成风景，男人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坚信日本男人是世界上最爱穿西装的男人。西装革履日本男人充盈在东京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走在大街上或是挤在地铁里，他们除了一律的西装领带，手上或许还会多出个公文箱，外加一把雨伞。
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者并不全是成功人士或职业男人。夜晚十点钟以后，在新宿站至东京都厅出口几百米长的地下通道里，上百位无家可归者席地而睡。他们用纸盒将自己的领地隔成一个单间，身下垫着布单，脸上盖张报纸，和衣而卧。我惊奇地发现，这些无家可归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居然也整整齐齐地穿着西装皮鞋，他们身边也放个或大或小的公文箱！
我在东京大街上看到的日本孩子实在不能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一个整体概念。在日本国立青少年中心访问时，一位年届七十仍在大学教书的老教授说：日本的大学生，好多都不像是为学习而来的，他们到大学里就是为了混日子。日本的孩子，越来越不关心政治和国事，他们只关心挣钱和个人的利益。
另外，我突然记起了在东京迪斯尼公园里看到的成百上千的婴儿。他们被爸爸妈妈抱着或放在婴儿车里推着，幸福自由，个个都模样可爱，讨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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