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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有两个时期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唐代，一个是近代。唐代时，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直至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已。而近代时，则轮到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姑且不论，仅语言文字方面，日本倒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涌入到中国的汉语里，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由日本输入的汉语词汇，被称作日语“外来语”。之所以给“外来语”加上个引号，是为了区别于直接来自西方的外来语，如沙发、咖啡、逻辑等，因为这二者之间毕竟还是有些不同的。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多得惊人。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大约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用汉字对西方相应词语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里落地生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说“东”道“西”的概念，竟大都出自日本人之手。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日语词汇源源不断地融入到现代汉语里。这些词汇迅速取代了“严译”，即严复翻译的，大部分术语。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词汇和术语，大都是这一时期从日本引进的。例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等。 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同样用汉字，在中国和日本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译法，而且最后还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完结。这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严复和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方法？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们，为什么没有采用二十年之后大陆精英们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在隋唐时期大举登陆日本，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言。继之，当日本与西方在近代相遇后，便大量地使用汉字和汉语词汇去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和术语。最后，出自日本学人之手的这些译词，在清末又潮水般地涌入中国。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基本属名词类。名词本身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可见可感可触的很具体的事物、场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类则表示某种抽象的意义，即所谓术语和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科学、文化等。前者可称为具象名词，后者可称为抽象名词。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现谨以“电话”和“俱乐部”为例。“电话”是日本人生搬硬造出来的汉语词汇，用来意译英文的telephone。最初，中国人把这个英文词汇音译为“德律风”。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两种叫法并行不悖。但渐渐地“德律风”有些招架不住，最终还是败下阵来，灰飞烟灭了。关于这个译名，有关专家曾发现过一则有趣的史料。上世纪初，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里说到“电话”时，特意加以注释：“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 而“俱乐部”这个词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的音译。这几个汉字在音、形、意三方面都堪称绝佳的选择，所以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逐渐被淘汰。例如“虎列拉”这个词，曾在中国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后来还是被“霍乱”所取代。 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只有自己的语言系统，而没有自己的文字。在原有的日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都有很精准的表述与命名，但抽象名词却极不发达。这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出大量的概念。只是在与汉语接触后，汉语里众多的抽象名词才涌入到日本原有的语言中。汉语里的种种具象名词，如山、川、草、木、日、月、云、雾等，虽也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但像汉语里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等抽象名词，因日语里原本就没有相应的词汇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这些词。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在音、形、意三方面对大和民族来说都是陌生的。 到了近代，当日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后，便用汉语抽象名词去大量地对译西方的概念。例如，用“经济”对译“economy”，用“自然”对译“nature”，用“文学”对释“literaure”等。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翻译西方概念的汉语词汇，原本是从中国引进的，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汇传入日本后，在含义方面已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外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如一地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之间，也可能发生某种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是如此之悬殊。那一大批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抽象名词被日本人移植过去之后，要想真正在日本的文化土壤里生根开花，就必然要与汉语之原意发生某种程度的切割与剥离。日本学术界对这些汉语词汇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本后的意义转化，曾经做过很多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原指“经世济俗”、“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日本后，其意义则变得狭窄起来，专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等。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原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无能为力的现象；但传入日本后，却具有了“偶然”、“万一”、“意外”这几层意思。还有一些词，在汉语中原本只被用于一种很具象的场合，并不含有明显的抽象意义；但传入日本后，词义渐渐向抽象的方向发展。例如，现代汉语中的“社会”这个词，已经是一个抽象名词，是诸多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这是日本学人对英语“society” 的对译。但“社会”在古汉语中，却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但这个词传入日本后，渐渐地别有所指，开始变味了。江户末期，日本已将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团、教派称作“社会”，已然使这个词汇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了。 在用汉字对译英文词汇与概念方面，主要有如下几种作法： 第一种方式，是接受汉语中已有的译法。日本现代学者在论及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莫里逊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初来华的传教士及其中国合作者所共同创造的译法。据日本学者考证，至少“数学”、“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电气”这几例，属于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在人们谈到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时，往往把上述词汇也包括在内，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第二种方式，是对汉语词汇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用于对译英文概念。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如革命、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均属此例。前文已述，有些汉语词汇输入日本后，其含义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某些变化，如“经济”、“社会”等。日本学人在选定此类汉语词汇来对译“economy”、“society” 等相应的西文概念时，应该不会有过多的犹豫。而更多的时候，日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汇的原意进行有意识的加工，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量身定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将汉语词汇的语意抽象化，是日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并不具有多少抽象的意义。而当日本学人把“阶级”作为英文“class”的译语后，便已将这个词大大地抽象化了。另外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汇的原意覆盖面缩小，仅取其中的一部分，用来对译西文概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原意十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和文献，都属于“文学”之列，汉唐时期，“文学”甚至还是一种官职。而当日本学人用“文学”来对译英文的“literature”时，只是用了其中的部分含义。还有一种途径，便是对汉语词汇仅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义，甚至赋予其一种与汉语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当日本学人用以对译英文的“democracy”时，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汉语原意截然对立的意义。 第三种方式，是新造汉语词汇。当实在找不出对译英文概念的相应汉语词汇时，日本学人便利用现有的汉字构成新的词组。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英文译语也为数不少。在具象名词中，上文提及的“电话”当属此列。在抽象名词中，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等等，都是这种生搬硬造的产物。例如“哲学”一词，为在西文东译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周所造，用以对译英文的“philosophy”；“美学”则为有“东洋卢梭”之誉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对译英文的“aesthetics”。 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即被日本近代学人从汉籍中选取用作英文译语的词汇，在汉语里并不独立存在。例如“主义”，在古汉语里原本不是一个单独的词汇。日本现代学者在考证“主义”的语源时，却硬说“主义”一词原为汉籍所有，并列举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一句为证，想以此佐证日本近代学人确实系从汉籍中找到“主义”这个现成的词汇，去对译英文词尾“ism”的。但太史公这句话里的“主”，指的是“主上”，即汉文帝，全句的本意是说“敢于犯颜强谏，致皇上于义”。所谓“达主义”，不是说自己要坚持实现某种信念，而是说“要使主上抵达义的境界”。在这句话中，“主义”根本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语言成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词典》中，也列举《太史公自序》中的这句话为“主义”一词的汉文出典。日本近代学人有可能是将汉籍中的“主义”误读成一个词，并作了望文生义的理解，再用以对译西文的“ism”。不过，日本近代学人的汉文程度都很高，也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误解汉文，“主义”不过是他们新造的一个词汇，与“以达主义”这种汉文中的“主义”并无关联。而真正误解误读的，只是后来的考证者。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在中日两国都被广泛使用的那些作为西文译语的名词、概念，也并非一开始就在日本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在日本近代刚开始大量译介西方著作时，往往同一个西文名词、概念，会有数种译法，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存不悖。只有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才能最终存活下来的。例如，“literature”这个英文词汇，一开始在日本至少有“文章学”和“文学”两种译法，而最后“文章学”遭淘汰，“文学”被接受。再如“art”这个概念，一开始有“艺术”、“美术”、“文学技艺”等数种译语并行，直到上世纪初年，“艺术”才最终战胜其他译法而站住了脚。有时，一个译语的产生和定型，所经历的过程是十分艰难曲折的。例如“个人”这个概念，今天在中日两国的使用频率都很高。这是英文“individual”的译语。汉语中原本没有“个人”这个词，据日本现代学者考证，“个人”这个译语的选取，原本是对汉语“一个人”的省略。在一开始，也曾直接用“一个人”来对译“individual”，而且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英文概念在日本有多种译法并存，“各殊之人身”、“独一者”、“人”、“独一个人”、“私人”等译语都曾被使用过。“个人”这种译法并不是最早出现的，但却笑到了最后。 翻译家严复强调，要想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必须直接读原著。借助翻译已是不得已而为之，借助翻译的翻译，则隔尘更多，去真更远。他认为，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因此不能无条件地借用，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译法。例如，他反对“经济”这个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他认为 “经济”一词，原意比英文“economy”要宽泛的多，因此不宜作该词的译语。再例如，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英文的“society”译作“群”，把“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一词日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一词日译“进化”，严译“天演”；“philosophy”一词日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一词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严复对日本译语，也并非一概拒绝。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使用日本译语的例子并不鲜见。对有的日本译语，他也非常首肯。例如，对把英文“liberty”和“freedom”译作“自由”，严复就毫无异义，并且说：“西名东译，失者固多，独此无成，殆无以易。” 在怎样翻译西方术语问题上，当初在中国是有过争议的。大体有三种观点。一种主张尽可能有中国自己的译法，反对无条件地借用日译，严复可为其代表。一种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法，王国维可为其代表。还有一种观点，则主张对西文术语进行音译，章士钊可为其代表。实际上，有些西方术语，也确曾以音译的方式广为流行，如“德谟克拉西”（民主）与“赛因斯”（科学）。就是严复，也有过音译西方术语的成功尝试，如将“Logic”音译成“逻辑”，据说便出自严复之手。“逻辑”二字，在音、形、意三方面都是上乘之选，所以能够站住脚。对“Logic”，日本也有意译和音译两种译法，意译作“论理”，但后来还是音译更为流行。“逻辑”这个汉语译法，也传入了日本，而且还经常出现在在现代日本著作中，但往往加注“logic”的日语译音。在日本，“逻辑”一词可说是中、日、西三种文化的混血儿，即中国的字，日本的音，西方的意思。 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因此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横隔着一个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