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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意测验证明了这点。日本《每日新闻》2001年11月19日刊登的一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小泉的支持率由上月的81％跌到了本月的75％，创小泉5月就任以来的最低纪录。同时，对小泉的不满率已从2％上升至11％。《每日新闻》分析说，支持率下降的原因是日本经济恶化，而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动作太慢。

　　更令人气馁的是，一些分析人士在与记者座谈时认为，一些特殊法人的取消，充其量具有像征意义，对日本经济影响甚微；其他方面的改革也难有立杆见影的效果。如果只有痛苦而看不到希望，人何以堪？

　　小泉上台之初，日本国内有人喻之为“戈尔巴乔夫”，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有道理的。看过《改革与新思维》的人都知道，那里盲目的激情远胜于缜密的理智、不着边际的幻想远胜于对现实问题的条分缕析、书生意气远胜于庖丁解牛般的老到从容。现在小泉也打着改革的旗帜上台，也喊了很多激动人心的口号，但结局如何，主要还取决于做了多少、做得怎样。小泉内阁的预算要送议会审查，即便经受了考验，后面还有更严峻的在等着呢。

　　迷失的外交

　　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但最后改变了日期，这件事反映出日本值得警惕的对外政策中，也存在着矛盾和游移。而通过一段时间的采访，记者发现，这种认识上的模糊、心理上的矛盾，在一些阶层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与普通民众有较大反差。

　　记者在日本采访期间，适逢中日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接触到的各方人士，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说：“中国货不能进了，农民受冲击，一些企业也顶不住！”有些人认为，这么好的东西，又这么便宜，为什么不能进？众议员林义郎的观点是，目前日本贸易还是顺差，再进一些还可以接受。日本应该通过生产出更好、更便宜的产品，提供更优良的服务，来解决贸易争端。但对于有些企业，如四国岛的纺织厂，由于中国毛巾太多，面临倒闭危险。一下子关闭，问题太大，能否给点时间，使其转向其他产业呢？他说，美日过去有类似的阶段，通过扬长避短，最后问题也解决了。

　　庆应大学的小岛朋之教授则对贸易摩擦持更乐观的态度。他说：“日中已经密不可分，贸易主要是依赖关系，冲突部分只占2—3％；860亿美金的贸易顺差中，有三分之二是日本在中国的工厂生产的。所谓'中国经济威胁论'只是一个虚拟的说法，与事实相距甚远。”

　　但在另一些人眼里，“威胁论”可不是一个假命题。林义郎众议员就很严肃地谈到一个荒诞的话题：“日本希望中国经济增长，邦交正常化以来投入几兆日元帮助中国搞电站等基础建设。但如果中国把日本的钱用来生产武器，比如导弹，万一攻击日本，那就太不像话了。”外务省负责中国事务的横井先生说法也很直白：“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连续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这使日本人欣慰；但中国的军事投入以17％左右的速度增长，这就不能不使人猜测中国人的意图了。”

　　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据林义郎介绍，日本新闻界意见不一：朝日新闻反对；读卖新闻说可以；产经新闻说“8·15”可以；每日新闻的看法是最好别去了。但据朝日新闻国际部主任加藤先生介绍，报社内部意见不一，有人不以为然，有人带高帽子。

　　一些人对待现实问题看法不一，在历史问题上，矛盾就更突出了。横井先生的意见就很典型。一方面他说，日本对自己历史还是有反省的，深感对不起周围的亚洲各国人民，也希望能够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但另一方面，又推出这样那样的借口，不正视自己的问题，反而希望别人理解他们的“习惯”。比如有一种说法：“日本民族认错的方式不同，站在那里低着头不说话，就表示错了。”再比如，说“反省”和“道歉”在日文中是一个意思；比如，说“南京大屠杀100％日本人承认有，但不像中国人说的30万，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的军民”；还有就是强调日中观念的差别，说什么“靖国神社里是有坏人，但他死了，就不能受责备了，他应该成佛……”甚至说什么“中国人过了很多年又提出新的要求，让人心里很反感”等等。

　　这些说法的荒唐是显而易见的，不值一驳。日本和德国都在二次大战中对他国进行了血腥侵略，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但后来对战争的反省、对受害者的态度和赔偿、对敏感问题的处理，迥然不同。1970年1月25日，勃兰特总理在波兰访问时，冒着霜雪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献上花圈，双膝跪地；1985年，西德总统魏茨捷克作了“无视过去者，也不能正视现在”的著名演讲；2000年2月16日，德国总统拉奥在以色列国会发表演讲时说：“我要在以色列人民面前，谦卑地向遭到杀害的人们致哀……请求你们宽恕我们当年的行为。”相比之下，日本人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呢？不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样行事，又怎能求得人们的谅解，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呢？

　　据日本一些业内人士讲，小泉对自己上台准备不足，对外交问题素无研究。但他改变参拜日期这件事表明，他也是可以受影响的。如同漆黑的夜里，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小泉之舟将驶向何方？人们只有耐心地观望了。

　　迷失的心灵

　　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手持利刃，在一个64岁的老太太身上连捅40下……只是为了知道人是怎么死的！

　　而此前的一件少年犯罪，细节更为恐怖：一个初中三年级学生，将一个他认识的11岁学生谋杀，并残忍地割下了他的头颅，放在自己学校的大门口，在他的嘴里塞了一张签着假名的便条。然后他给当地报纸送去声明，称受害者是“烂菜帮子”，并说他之所以要这么干，就是为了报复，对“社会造成的、把自己变成透明存在的义务教育”的报复。

　　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上和政治上随波逐流已经很长时间了，地平线上愁云惨淡，无能为力的感觉弥漫在人们心中。这种氛围，使得青少年的犯罪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

　　根据警察局提供的统计数字表明，现在每年都有约3000名青少年因为谋杀、抢劫、纵火、强奸等暴力犯罪而被逮捕，这个数字比前些年增长了50％以上。青少年“黑帮”的数量增长惊人，一些在从单位回家的路上的中年男人常常受到一帮青少年的攻击，被抢劫一空。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案件都是一些没有犯罪记录、看起来很“正常的”中学生干的。

　　吸毒或从事毒品交易的中学生的数量，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这些孩子们很容易得到毒品，而要抵御它们却很难，与毒品有关的词汇就挂在它们嘴边。

　　与“性”有关的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气候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少女从事与常规道德标准不合的性交易。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其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在校中学女生。在问到这样做的动机时，通常的说法是“要钱买奢侈品”或“好奇”。社会上对这种事情也有一种说法——“个人行为，可以理解”。把卖淫看作是提供服务得到回报，允许少女通过性得到钱的态度，使得从事这种行业的人的负罪感荡然无存。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此事的反应大多是“它并没有害着谁”、“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错”。

　　目前的教育体制首先受到质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知识、智慧而有认同感的人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反而仅仅成了工具，“进入一个好学校，找到一个好工作”是不少人的口号。学校成了阶梯，在那里学生们感到巨大的压力，不停地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落后，而找不到一点舒服的感觉。研究表明，学校里的孩子抱怨紧张和疲劳的比率，日本要比其他国家高很多。专家们说，现在的教育制度，无助于个体适应丰富的人类生活，也无助于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社会与学校之间链条的断裂，也成为问题的根源之一。当成人社会都陷入痛苦，当大公司也在裁员，当为一个好公司工作也并不是什么美好体验的时候，还将追求成功、追求胜出、追求为好公司工作的价值观强加在孩子们头上，难道不是一件很无谓的事情吗？

　　过去大学毕业，一般都能找到体面的工作。现在，一份固定的工作都是奢求，很多人只能打零工维持生计了。据外国新闻中心的石冢雅彦先生介绍，中学毕业生大概60—70％能升入大学，而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工作定下来的只有37％，中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在东京街头，在类似新宿、涩谷这样的喧嚣地带，即便是在很深的夜里，在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影里，也可常见三三两两留着奇怪的发式、穿着奇怪服饰、涂着黑唇绿眼的少男少女勾肩搭背，嬉笑而过，颇有“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意境，不知忧愁是何滋味。在谈到这些人的时候，石冢雅彦先生说：“是的，他们现在还没有感到痛苦，但将来——肯定会的。”

　　日本社会现在又进入了一个大的转型期。越来越严重的青少年犯罪等问题清楚地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维持了半个世纪的教育和社会制度难以逃脱干系，是到了继明治维新、美国占领之后，进行第三次大手术是时候了。目前日本国内，除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以外，对教育进行改革的呼声也很高。这是否意味着，那些在失乐园里徘徊的迷途羔羊，有朝一日也能听到天国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