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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翻译"一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当时是特指东汉以来佛教经典的汉译活动。宋释法云撰《翻译名义集》（1143年）称："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宋僧传云：如翻锦绣，背面俱华，但左右不同耳。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其所无"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翻译"早已不限于梵文佛典的汉译活动，不仅成为中国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或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时沟通不同的语言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在进行文化交流时的重要工具。翻译本身是一大文化事业，而译者就是文化的传播者和文化的创造者。

　　相对于其他文化来说，翻译对于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更加重要，因为历史上日本正是通过外来书籍的大量引进和翻译，积极主动地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交流和学习，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富有特色的日本文化的，甚至可以说日本的文化史就是一部翻译的文化史。在这种移植和引进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日本人是有意识并有选择的，既汲取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又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的主体，使日本文化成为多元复合的有机统一体。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近代以后因为日语的翻译书籍扼要地介绍了西方近代思想学说和科学技术的概要，所以19世纪下叶和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家们反过来又把翻译日语书籍当作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捷径。在这种再翻译的过程中大量的日语词汇进入了汉语，日本人合成的观念、解说也同样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翻译活动不仅对日本文化本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波及到了中国文化。

　　二

　　日本在汉字传来前没有自己的固有文字，以刻木、结绳为记事方式，汉字是何时传来、何时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根据日本第一部书面文献《古事记》的记载，四世纪应神天皇年间有百济国学者王仁进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是中国典籍进入日本的最早的记录。在五世纪时大和朝廷就已经可以正确地使用汉文了， 478年倭王武给中国南朝宋皇帝的奏文就是熟练的汉文。

　　为了更加直接地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推古十五年（607年）圣德太子任命小野妹子为使者，鞍作福利为翻译前往隋朝，并从第二次的遣隋使开始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随同前往学习佛教等。630年舒明天皇首次派出了遣唐使，在以后的三百多年里先后派出了18次遣唐使，实际入唐15次，致力于输入唐朝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并在日本普及推广，结果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日益广泛。连朝廷官职也多模仿唐朝名称，建筑、风俗、朝服等生活方面也是唐风盛行一时。圣德太子主持制定的的《十七条宪法》作为政治准则，深受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而且文字上多处取材于《周易》、《尚书》、《左传》、《论语》、《诗经》、《孝经》、《礼记》、《庄子》、《史记》、《昭明文选》等中国古典文献。

　　留学生阿倍仲麻吕还在唐朝参加了科举考试，得到玄宗皇帝的赏识，在唐朝作了高官。他以出色的文学艺术才能与唐朝著名文学家王维、李白、储光羲等人展开了密切的交往。阿倍最终客死长安，他是8世纪时日本如饥似渴地摄取唐朝先进文化侧面的缩影，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随同前来的学问僧中有著名的南渊请安和高向玄理等人，他们归国后成为645年推翻苏我氏豪族政权、建设以唐朝律令制为典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治革新运动大化改新的积极推动者。

　　历任的遣唐大使都是国内最知名的学者，随行的学问僧和留学生也是经过选拔的优秀人才，他们在学习中国的文物制度和先进技术之外，还带回了诸如《唐礼》、《大衍历经》、《乐书要录》等大量的珍贵书籍和美术工艺作品，当时求取书籍和佛经甚至成为日本人入唐留学的主要目的。据藤原佐世编于9世纪的《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的汉籍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相对照，可以统计出日本国内流传的汉籍已经占中国文献典籍的一半左右。

　　日本在701年设立太学，设明经、文章、明法、算学、音韵、书法六科，学生约400人，教授内容以中国儒家经典《论语》、《大学》、《中庸》、《易经》、《孟子》、《尚书》为主，并模仿唐朝也把孔子加封为文宣王。留学生吉备真备归国后任教于太学，开始讲授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九世纪时又增加了汉诗写作。人们争相阅读中国的古典诗文集《文选》、《白氏文集》等，以天皇为首的贵族官僚也以吟唱写作汉诗文为时尚。在九世纪初叶仅仅十二三年的时间里就编辑了《凌云集》（814年）、《文华秀丽集》（818年）、《经国集》（827年）等多部敕选汉诗集。日本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编于天平胜宝三年（751年），受中国六朝文学《文选》、《玉台新咏》的启发和影响，文风华丽，但是以模仿为主，还未确立日本独自的风格。

　　随着平假名、片假名的使用，日本文学出现了日语的表现形式——和歌和物语文学，但在内容上也同样受到中国诗文以及古小说的影响。在最古的和歌集《万叶集》中随处可见中国六朝诗以及唐小说《游仙窟》的痕迹，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也被指出是受白居易《长恨歌》的启发。

　　当时日本派出遣唐使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中国学习佛教理论。日本虽然佛教盛行，但是受戒制度尚未确立，中国的高僧鉴真和尚为了弘传佛法，毅然前往日本传道。途中遭遇七十余次危难，历时十二载，以至双目失明，才终于抵达日本，为以天皇为首的日本信徒授戒，并开创律宗。鉴真还携来数百卷佛经，东大寺设置了写经司，从鉴真处借出经卷加以抄写。鉴真受到日本人民的敬爱，直到死后一千多年的今日，日本在鉴真圆寂之日还要举行纪念活动，可以说鉴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

　　894年遣唐使被废止，但是中日民间的商船往来仍然很频繁，主要是中国船来到日本，据记载宋船仅见于史书的就有70次之多。在日本沿海的博多、敦贺等地区有很多宋朝商人居住，仅1151年中国商人居住在博多地区的就有1600余家。宋船带来了大量的中国锦缎、药材、瓷器、香料和书籍绘画等商品，频繁的日中贸易为汉籍东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禅宗僧侣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本的入宋僧来到中国朝山拜佛，并与中国僧侣进行教义上的切磋，德高望重的僧人甚至被宋朝皇帝授予大师称号。入宋僧中稍有名气的就多达六十多人，其中以禅僧居多，也有中国僧人来到日本传教的。来到中国的日本禅僧多请求中国政府赐给书籍，或自行购买、搜集大量珍贵图书，经过唐、宋、元、明、清历代汉籍东传，从室町时代开始日本逐渐形成了两大著名藏书机构，一为足利学校，一为金泽文库，所藏书籍珍本颇多，泽惠后代。

　　另一方面中国由于唐末五代之乱造成典籍散佚颇多，有些传到日本，后来又有很多流传到日本的古版本和佛教经典由日本入宋僧再次带回中国，以补中国典籍之缺。例如953年吴越王钱椒曾以黄金500两在日本访求《天台论疏》〈皇朝类苑〉的抄本；983年东大寺僧周然向宋太宗献上流传于日本的《郑氏注孝经》一卷和《越王孝经新义》一卷，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周然归国时又带回一部宋太宗赠送的印本大藏经，这对于当时的宗教界来说是一个具有震撼性的消息。大藏经总共有一千多卷，是奉宋太祖之命用了12年时间才在四川刻版印刷完成的，这在世界印刷史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壮举。这部印本经书通称为"开宝敕版大藏经"，藏于京都法成寺，后因该寺屡遭火灾，大藏经可能也化为灰烬了。

　　日本与中国明朝从倭寇（秘密走私贸易阶段）转变为伴随使节团往来的以朝贡为名的特许贸易，可以说室町时期的日本是属于明朝的市场和交通圈的。在明朝的大约三百多年里，前往中国的日本僧人为数众多，仅知名的就有一百多人，他们与中国文人有诗文往来唱酬，并把中国的文学艺术传到了日本。来到日本的中国僧人多是名僧，在归化日本后，往往在日明外交场面上担任翻译。著名的有明禅僧隐元隆琦东渡日本，创建黄辟宗，对日本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朝遗民朱舜水不食清禄，避难来到日本，并最终客死异乡。在日本他受到了正准备编纂《大日本史》的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的器重，在水户藩教授中国儒家典籍《孝经》、《小学》、《大学》和《论语》等书的正确句读以及祭孔的方法、中国的文物风俗等知识，并在建筑、农业技术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近世以前日本社会虽然积极地输入、引进中国典籍和中国先进文化，但是译书事业并不发达，因为日本知识分子的教养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他们用汉语吟诗属文，抒发情怀，连政府公牍也多以汉文撰写。当时无论是中央的大学寮还是地方的国学、私学等各级教育机关，教学内容都以中国儒学经典为主，而教授经典的方法是?" 素读"后"讲义"。素读就是用汉音诵读经典原文，讲义是以法定注释解说经文，不言而喻当时只有具备了相当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字修养的日本人，才能阅读汉文的经典，这就使汉文化的传播局限于贵族和上层知识分子的阶层。

　　十四世纪初日本五山禅僧歧阳方秀、桂庵玄树为《四书集注》作了和训，他们创立的汉籍训读法成为中世以后阅读中国文献的新方法。其基本特点是在汉文原著上，按照每一个字的训诂意义，标注上日文假名，这种办法实际上是?"汉文直读"变成"汉文译读"，从而使汉文程度不高的人也能大致理解原著的内容，是日本汉文化普及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来日本人教授、讲解经典时多采用这种把汉文加以"训读"的方法，就是把汉文颠倒过来，按照日语的语序来读，加上" "或"一、二、三、四""上、中、下""甲、乙、丙"的符号，这叫做"返 点"；训读的时候还要加上" "等日语的助词，这叫做"送 假名"，"返点"和"送 假名"统称为"训点"。

　　如果把汉文训读也算做一种广义的翻译的话，其数量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过训读虽然从语序上是日语，但是词句仍保留着汉语的形态，令现代汉文学修养不高的一般日本人颇感难解，只能算是未完全消化的半翻译。

　　其实早在江户时代就有日本学者认识到了汉文训读的局限性，古文辞学派的创立者荻生徂徕（1666——1728）就猛烈地批判训读虽然对于汉文化的普及有功，但读者根据和训者的义释去理解文献的意思，往往会背离原著的本意。他说："此方学者以方言读书，号曰和训，取诸训诂之义，其实译也，而人不知其为译也……是以和训回环之读，虽若可通，实为牵强" 。所以他提出应该采用汉文直读的方法来读解中国文献，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著。为了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荻生徂徕与同好者们组成了研究中国语文和中日翻译技巧的学术团体——译社，定期活动，互相切磋。

　　日本现代著名汉学家竹内好、吉川幸次郎、实藤惠秀等也都曾经指出由汉文训读法产生的种种内容理解上的谬误。很多日本人以为训读与汉文原著完全一致，因而在思想内容的理解上囫囵吞枣、含糊暧昧，也是训读给日本人造成的中日文化之间同文万能的错觉所导致的。但是汉文训读法在日本文化史上产生的影响之大是不容否认的。

　　江户时代（1600——1867）不但使日本结束了连绵数百年的战乱，而且使日本社会逐渐进入了以都市为中心的商品经济时代。十八世纪初，日本拥有居民人口十万以上的城市有金泽、名古屋，四十万以上的城市有大坂和京都，而首都江户的人口达一百万以上，超过同时期的伦敦和巴黎。

　　由于传统贵族社会解体，新的市民阶级——以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主的町人阶层兴起，教育逐渐普及。十八世纪初，日本有270多间地方公立"藩校"，1400多间普通程度的"私塾"，为平民子弟启蒙而设的"寺子屋"到十九世纪中期超过一万间。明治维新前后，能读书写字、具有初等教育程度的成年女子占人口15%，男子则高达40——50%，识字率与同时期工业发达的大英帝国不相上下。

　　由于新兴的町人市民阶层在文化口味上寻求官能的刺激，重视金钱和享乐，使小说、滩唱和浮世绘等文艺形式大为流行。中国明清白话小说也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而白话小说这种俗语文学恰恰是不适宜训读的，非翻译不可。中国明清俗语文学与町人读者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媒介，最重要的就是汉语白话（俗语）翻译的发达。

　　虽然江户时代幕府继续执行锁国政策，自1633年起禁止日本人出境，也禁止外国人入境。但自1636年起，允许中国商船和荷兰商船在长崎港靠岸进行贸易。再加上十八世纪以来的海上走私贸易，长崎成为中国文化的集散地。中国大陆由于民族、政治上的矛盾和迫害，到日本来避难的知识分子也多停留在这里。许多中国人居住在长崎以及筑前、博多，加入日本籍，精通中日语言，所以在长崎地方首先出现了专门从事把中国语口译成日语的翻译——唐通事这一职业群体，后来在西日本的其他地区以及京都、关东等地方也陆续出现。

　　在这种背景下，以明清小说、传奇为代表的中国俗语文学在日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翻译，例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肉蒲团》、《金瓶梅》、《三言二拍》、《游仙窟》等作品都在这一时期一译再译。其中《水浒》译本达11种之多，并产生了大批诸如《日本水浒传》、《女水浒传》、《俳谐水浒传》《忠臣水浒传》等等的模拟作品。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传入日本后，被浅井了意翻译改编，并据此创作出了《御伽婢子》、《狗张子》等假名草子，可以说对中国俗语文学的翻译促进了江户时代庶民文化与文学的繁荣。

　　逐字译、逐句译等特殊形式的翻译应运而生，注释汉文典籍的活动更加发达。不仅"训读"、"训译"、"通俗书"等半翻译或准翻译大行其道， 还出现了面向民众、以普及文化为目的的"抄物"、"谚解"、"俚谚抄"、"首书"、"鳌头""标注"、"国字解""俗语解"等翻译形式，颇受大众欢迎。

　　比如明朝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在日本于1637——1714年间曾翻刻了8次，仍不能满足广大日本医药学界的阅读需求，日本人便不断地以"和谈"、" 和名"、"倭名"等注释加翻译的方式出版了一批诸如《图画国语本草纲目》、《广益本草大全》、《本草和名》、《本草纲目启蒙》等"本草系列"。虽还不能称为严格的翻译，但用日语谈论和介绍《本草纲目》的内容，在各种药材品名下均附日语名称，或附以编译者若干解释说明，以适应日本读者的阅读需要。

　　由于日本知识分子仍然以汉文为必修素养，所以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日本人用汉语写作的以日本人为读者对象的书籍，比如赖山阳的《日本外史》、丹波元坚的《伤寒广要》、北山友松的《北山医案》，还有普及西洋知识的冈本监辅的《西学探源》等。

　　清船带来了大批的书籍等商品，幕府在长崎设置了书籍鉴定的专门机构，负责检查鉴别输入的中国书籍。幕府把输入的书籍以官版翻刻，同时还奖励大名翻刻。汉籍和刻事业可以追溯到八世纪，770年日本刻印了《百万塔陀罗尼经》，成为和刻汉籍的开端。从此时起到江户时代，汉籍和刻事业不断发展，皇室、僧侣、学者、武士、商人等都先后参与，使中国文化通过这一途径更加深入地渗透到日本社会。可以说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在诸如政治、儒学、文学、医学、艺术等各方面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三

　　日本与西方的接触可以追溯到足利时代，1543年（天文十二年）葡萄牙船第一次漂流到九州的种子岛，为日本带来了铁炮；1549年西班牙宣教师带来了天主教，在传教的同时，施行医术，并讲授天动说时代的天文、地理知识，不过详细内容已不可考。1590年日本少年赴欧洲学习天主教，此时西方印刷术传到日本，日本翻译并出版了一批天主教版书籍，有《教理问答书》、《伊索寓言》、《拉葡日对译词典》、《倭汉朗咏集》、《日本大文典》等宗教、文学、语言学方面近100种书籍。

　　德川幕府认为天主教有颠覆现行政权的危险性，便推行以禁教为目的的锁国政策，于1630（宽永7年）开始禁止西方书籍、包括汉译西书的输入，西方的科学技术也被排斥在门外。但是由于继续保持着与清朝和荷兰的贸易关系， 17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文明通过直接、间接两种渠道进入日本，逐渐对日本社会产生影响。

　　首先所谓间接的渠道就是通过中国明清时代的一些关于世界史地和西洋法政的汉译西书介绍西方的知识，如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1802年）、南怀人的《坤舆外纪》（1852）等。最值得注意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该书成书于1842年，是记述西洋情势的地理书，分论西洋近代各国国情，兼说近代武备、产业、外交等富国强兵之道。虽然嘉永6年以后才流传到日本，但对于当时如饥似渴地吸收海外知识的日本人来说无异于福音书，立即受到热烈欢迎。魏源的理论使日本幕末志士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安井息轩、桥本左内、吉田松荫等人大为折服，在日本多次被翻译、训点，备受重视。

　　所谓直接的渠道是指经过被允许进入日本的荷兰人以及荷兰语书籍，获得西方的学问和知识，这就是所谓"兰学"。具体地说兰学是在葡萄牙、西班牙之后于17世纪初来到日本、在整个锁国时代垄断日本对欧贸易的荷兰所带来的西方学问，但因为其内容包括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的学说，意味着近代欧洲的科学技术知识，所以在广义上也属?"洋学"范畴。"兰学"并非仅指荷兰的学问，而是经荷兰移入的近代西方学问的总称。

　　1720年（享保5年）除宗教关系以外的洋书输入解禁，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兰学就是翻译的学问，幕府儒官青木昆阳（1698——1769）和野吕元丈（1693——1761）受八代将军吉宗的命令学习荷兰语，分别撰写和翻译了《和兰话译》和《阿兰陀本草和解》等，为此后兰学的发展准备了语言知识基础。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荷兰语，1783年大规玄泽著《兰学阶梯》，深受读者欢迎，对兰学普及起了很大作用。1785年前野良泽作《兰日辞典》， 1798年稻村三伯等作《兰日对译辞书》，为荷兰语书籍的翻译提供了更多语言学上的帮助和条件。

　　原来兰学书籍主要由江户的医生和翻译来进行研究，属于个人的业余爱好，学术水平低，而且缺乏系统性。直到前野良泽（1723——1803）和杉田玄白（1733——1817）等人于1774年将荷兰语版人体解剖学著作《解剖图谱》译成日文，书名《解体新书》，才首次开辟了直接根据原典的自觉进行西方学术移植和研究的道路。作为第一本西书译本（或谓应为著名兰学大师本木良永（1735——1794）所译《天地二球用法》，二书同出版于1774年8月），不仅通过医学论证了西方近代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优越性，而且标志着兰学在日本的形成。

　　继外科的发展之后，1793年宇田川玄随（1755——1795）翻译出版了《西说内科撰要》，这是日本人翻译的最早的西医内科著作。另外医药学、植物学方面的译著也相继问世，也促进了日本近代医学的成立和发展。由于兰学最主要的学科是医学，所以最初的译作以医学书籍为多。

　　1815年杉田玄白作〈兰学事始〉，生动地描述了当年他翻译荷兰解剖学著作时的情景，并总结出三大翻译方法论，即对译（相当于直译）、直译（相当于音译）和义译。"对译"就是使用汉字直接翻译，比如脑、心、胃、血等?"直译"就是无法用汉字直译或意译者使用汉字或假名来记其音，比如说，音译作机里尔，后来被玄白弟子大规玄泽（1757——1827）意译作滤胞，早田川玄真（1769——1834）在〈医范提纲〉中作国字 "腺"，一直使用到今日。"义译"就是本来没有相应的汉语词汇，日本人使用汉字来译其意，比如神经、软骨等词。日本人还创出了很多类似的合成语，比如可以分解为骨 和膜 ，便由此造出了骨膜一词，其他还有十二指肠等词语。在其他学科方面还有诸如重力=重 + 力 ；焦点=燃烧 +点等词，一直沿用到今日，在日本人发明复合语、合成语上汉语的造语能力发挥了重大作用。

　　兰学的另一重要学科领域是天文学。本来日本以中国天文学为宗，一贯采用中国历法。虽然在江户时代前期曾经接触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南蛮流天文学，但是随着幕府对切支丹 的迫害，其学没有流传开来。1725年中国天文学家梅文鼎的《历算全书》被训译，1798年志筑忠雄编译了《历象新书》，介绍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并将牛顿的力学体系介绍到日本。

　　随着以医学为中心的兰学的发展，作为医学的基础的物理学和化学也开始被日本人所注意。他们掀起了西洋科学书籍的翻译高潮，物理学有《气海观澜》（1827），植物学有《植物启原》（1833），化学有《舍密开宗》（1837），数学有《洋算用法》（1857）等译著相继问世。

　　兰学是日本与西方文明接触后产生的新的学术体系，兰学奠定了医学、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物理学和化学学科在日本的发展基础。兰学者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跳出中世纪的思想藩篱，开始打破民族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把目光转向先进的西方近代文明，他们从传统上以道德实践为主的儒学者逐渐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

　　幕府逐渐认识到兰学作为科学技术的实用性，想加以利用，但又惧怕兰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会对现行政权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和批判，便企图把它限制在科学技术的范围内。1811年幕府设立兰书翻译局，网罗了社会上的众多一流兰学家，命学者翻译了一系列有关当时国际情势的译著，比如根据法国切美尔编纂的百科全书荷兰译本翻译成《厚生新编》等等。这标志着幕府对兰学的统制和垄断，把兰学当作巩固和加强政权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幕末的翻译本来都是译自荷兰语，即使是德国或英国的书籍，也是荷兰语的重译，这是一大特色。但是自从1792年（宽政4年）俄国船来到日本根室要求通商以来，幕府迫于外交上的紧迫形势，不得不令人学习俄语，翻译有关俄国的历史地理书籍以及反映日俄关系的外交文件。1808年（文化5年）英国船进入长崎港，挑起事端，幕府又不得不命人学习英语，可见但是的国际情势已经发展到仅仅依靠荷兰语已经不足以应付新的外交问题的地步了。

　　幕末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海上挑衅，民族危机感开始笼罩日本，高唱日本至上主义的国学兴起，与西方近代文明相对抗。然而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使日本在震惊之余，不得不寻求克服民族危机的切实有效的新对策。1853年在美国大炮的威逼下，日本被迫开国了。开国后，不仅兰学，英、法、德、美诸国的学术和思想也涌入日本，当时总称为"洋学"。这时的洋学已经不限于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和西方近代哲学。

　　1856年幕府在兰书译局的基础上建立了"藩书调所"，翻译西方书籍，研究海防所需要的知识和学问，培养对抗外压的人才。后又改名"开成所"， 在"东洋道德加西洋艺术"的口号下，反对以往的所谓"虚学（如儒学），主张实学，即通过翻译欧美科学技术书籍，移植并研究欧洲思想和先进技术，由此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1867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也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开端。"文明开化"政策的提出、制定和全面贯彻执行，是日本长期以来兰学、洋学和科技文明新兴的必然结果，其目标是学习和赶超欧美等资本主义文明大国，以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批判、取代封建的观念和旧习俗，从而使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而"文明开化"的中心内容是推动近代启蒙运动和兴办近代教育，具体步骤是派出岩仓具视使节团赴欧美实地考察，并重金聘请欧美技术专家和教师，引入和提倡西方生活方式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明治政府在国是《五个条誓文》中说："向世界求知识，大振皇基"，为达到文明开化，当务之急是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所以明治初年的科学技术书籍大抵是外国相应学科的入门教科书的翻译，甚至还有以儿童为对象的启蒙书。继著名启蒙思想家、明治文化的先行者福泽谕吉（1835——1901）的《训蒙穷理图解》将天文地理、物理学等知识以通俗易懂的解说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之后，有不胜其数的"穷理"启蒙书纷纷出笼。翻译质量良莠不齐，有些译作几乎是牵强附会，尤其是科学术语的选定与统一成为最大的问题。鉴于这种情况，学术界不得不于1888年磋商出版了和英德法对译的《物理学术语字典》等进行规范。

　　明治初期是日本全面移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的时期，英美书籍的翻译介绍盛行。到了明治中期虽然继续移植，但逐渐开始独创的研究，并在大气运动以及台风理论、破伤风血清的发现等等领域取得了为世界所瞩目的成就。明治后期日本产业发达，国力膨胀，明治初年成立的学士会院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加入了万国学士院联盟这一事件说明在科学理论研究和技术方面日本已经追赶上了世界的先进水平，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也表明了日本综合国力已经发生了今非昔比的巨变。

　　可以说译书是日本加速实现现代化的特殊手段，日本在"文明开化"进程的初期最大的动机就是富国强兵，所以所译大多数是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方面的书籍，没有深入到精神文化的本质方面。针对这种所谓"和魂洋才"的倾向，福泽谕吉在随使节团出访欧美之际，亲身体会到欧美在政治、经济、法律诸制度上的根本文化精神与日本的不同，他认为儒学的精神是绝对服从上级的，是僵化的，而欧美文化的精神强调独立和进取。他回国后担任幕府翻译官，在访欧札记《西洋事情》（1866）中说"洋籍舶来我邦日既久，其经翻译者亦不为少，然穷理、地理、兵法、航海术等诸学日开月明，助我文明之治，补武备之缺者，其益岂不大哉。虽然余窃谓独讲穷洋外文学技艺，不详其各国政治风俗如何，即得其学艺，以不反其经国之本，不啻无益于实用，却将招害亦不可知。且观各国政治风俗，莫若读其历史，然世人于其地理以下诸学，欲其速成，或读之甚稀，实可谓实学欠典"。

　　《西洋事情》是简要介绍西方文明的启蒙书，用归纳的方法把握西方文化的共同精神，并把视点放在"经国之本"——政治上，在初编第二卷就介绍翻译了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学习西方的范围开始从科学技术转向政治制度。《外编》（1868年）直接翻译了19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巴顿的《政治经济学》。福泽喻吉在译语选择上很费思量，他从《康熙字典》里查到"汽"字，便用来翻译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汽车"、"汽船"；并因为惧怕"自由"容易从汉语字面上理解为无拘无束、放荡无羁，而特意加上注释。

　　1862年幕府向荷兰派遣了津田真道、西周等留学生，津田、西周学成回国后，成为日本正式学习西方人文科学的先行者。他们归国后成?"开成所"的教授，受命翻译西方政治学方面的理论书籍。西周翻译了《万国公法》（1868），津田翻译了《泰西国法论》（1868）。西周是西洋哲学的最初介绍者、传播者以及日本近代哲学的开创者，是他首先将PHILOSOPHY这个词译为性理学、希贤学、穷理学、理学，后译为哲学，至今仍为人们所沿用的哲学术语如主观、客观、理性、悟性、现象、演绎、归纳等译名，皆出于其手。

　　与福泽谕吉相呼应，以成立于1873年（明治六年）的"明六社"为中心的一批启蒙思想家以机关刊物《明六杂志》为主要阵地，介绍西方近代的思想和学问，以翻译和宣传西方思想家的著述和思想为主要方式进行启蒙活动。从这个时期起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译书也逐渐增加，甚至最终超过了科学技术方面的译著。当时由于急遽的的社会变化，需要大量的解说西方制度的书籍，语言成为重要问题。以前的日本知识分子以汉文为必须修养，现在汉语不得不让位给西洋语言、尤其是英语了，教授英语的英学塾非常兴旺发达。

　　西方人文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明治初年到十年（1868——1878）。此时主要是英法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天赋人权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吸收，主要思想家有穆勒、孔德、边沁、斯迈尔、孟德斯鸠的著作被翻译。英国思想家穆勒的影响尤为巨大，他的《自由论》、《议会政治论》、《经济学原理》、《功利主义》等著作等均被译成日文出版，并对日本社会的自由民权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因为刚刚从压抑人性的德川封建社会解放的人们，最容易对鼓吹万民平等、独立自主的学说产生共鸣，第二时期是明治10年代（1877——1887），启蒙思想家的活动逐渐沉寂下来，斯宾塞的进化论哲学开始得到广泛传播。同时卢梭的思想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被译成日文后，1882年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家中江兆民（1847——1901）又以《民约译解》为题，译成汉文出版。而译者中江兆民也以"东洋的卢梭"而闻名于世。由于卢梭的思想强调人民具有反抗权和革命权，等于为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明治专政政府惧怕这股英法思潮的传播会威胁自身的统治，所以将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价值取向转向了德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富兰克林的《自传》对明治时代有巨大影响。美国著名思想家富兰克林在该书中反复强调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歌颂了效率、惜时、勤俭、守信、敬业等美德和观念。1878年明治皇后翻译了富兰克林的"十二美德"，并改编为朗朗上口的诗文，在全国广为流传。

　　第三时期为明治20年代以后（1887——），以理想主义为中心的德意志近代哲学有了广泛的传播，黑格尔哲学吸引了很多日本青年。最后明治执政者出于巩固专制政权的考虑，逐渐将吸收西方文化定位为德国的国家主义学说和传统儒学道德的结合上，表现出反启蒙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色彩。

　　明治后期社会主义思潮涌起，幸德秋水、片山潜等人组织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界利彦发行了社会主义研究杂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在日本翻译出版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俄国革命的书籍，并且对中国革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综观西方人文思想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不仅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主要著作都被译成日文出版，而且日本启蒙思想家在全面系统学习各种西方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富有日本特色的理论和学说，社会影响极大。

　　翻译文学也形成了辉煌，讲谈社、新潮社等都纷纷出版面向中小学生的世界文学名著系列，启蒙、熏陶了一代日本人的文学感受性，为日本文学乃至思想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分。1889年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森鸥外出版了译诗集《于母影》，把翻译的方法严密地区分为意译、句译、韵译、调译四个方面，森鸥外、永井荷风等人都是当时的名译。

　　四

　　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可以说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630年——894年间的遣唐使时代，当时中国正是封建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的盛唐时代，而日本则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当权的新贵族富有进取心，在260年间先后向中国正式派遣了18次使团，大批的留学生和学问僧随同前来中国学习，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典章制度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改革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建立和巩固。

　　第二次高潮是在近代。如果说第一次高潮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那麽第二次高潮则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民族危机，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对当时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是一个莫大的震动和刺激。

　　甲午战争撮尔小国日本打败满清帝国，震惊了世界，也振奋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日本著名知识分子如福泽谕吉、加藤弘之、内村鉴三等人都为日本赢得一场"文明的圣战"而欢呼，执政者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人也认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标志着日本的西化成功了。但是由于俄、法、德三国联合起来，迫使日本归还辽东，使日本人顿悟文明的西方世界并无"正义"与"公理"，只有"强权"，许多欧化主义者、国粹主义者转化为国家主义者。无论是明治初期的脱亚论还是此时的兴亚论，都是轻视中国文化，重视西洋文化，希冀与西方再争长短思想的产物。

　　在这种社会趋势下，一般日本人认为汉文汉学有碍于日本对欧洲近代学科的学习，再加上从幕末时期起由于当时日本人随意使用假名文字记录发音，造成日语本身的混乱，在国学家中间掀起了国字改良运动。而由于汉字的繁杂难记，更由于简便合理的罗马字体系所代表的兰学等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国字改良论往往与汉字废止、汉学排斥论联系在一起。明治以后中国文献已经不能吸引日本翻译家的兴趣，在1896——1911年期间日译中书仅16种，而日译西书达1469种，东西失衡，一目了然。

　　另一方面中国因为甲午战败的刺激，朝野上下痛感变法图强之必要，认为引进泰西法政新学是先决条件，而在具体办法中，派遣留日学生和广译日文书成为不争之论。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都认为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学习日语三月至半年即可通达，所以当时中国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都派遣了留学生，而以日本最多。当时中国向日本学习，成为我国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重要途径。

　　中日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1896年），经过选拔考试，最早的十三名中国留学生来到了日本。其中最小的13岁，全都留着辫子，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在的东京教育大学），学习日语和中学程度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从此以后不但在中国掀起了留日热潮，在日本也相应地出现了一批从事留学生教育的私立学校，如弘文学院、日华学堂、成城学校、东京同文书院、实践女学校（秋瑾毕业于此）等。到1906年，在日中国留学生达到了1万人左右，并出现了象鲁迅与藤野先生那样的感人佳话。

　　翻译日文西书成为吸收西方文明和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张之洞在《劝学篇· 广译》中指出："各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以译之，我取经于东洋，力省效速。……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康有为于1887年编成《日本书目志》，在序文中?" 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因此翻译日本书就是"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

　　1896年京师同文馆增设东文馆，正式着手培养译材。翌年康有为、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其翻译对象"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 。各地纷纷开设东文学堂，并重金礼聘日本教习，1900——1911年间仅有姓名可考的日本教习就有430人左右，其中不乏饱学之士。20世纪初年来华受聘充任中国各地军事、外交、法政、农业、教育等各方面顾问的日本专家也为中国翻译了相关书籍，如"修订法律馆"顾问小河滋太郎就协助中方翻译了德文《独逸监狱法》。在清末翻译人才缺乏的情况下，他们对于中国的翻译事业也有所贡献。

　　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只翻译了一册日本经济方面的书籍。而甲午战争之后，为了学习西方近代文明和文化，大量的日文书受到翻译，内容涉及哲学、法律、文学、教育、地理历史、自然科学、军事、医学等等领域。清末自然科学方面的教科书几乎全是日文译本，如《物理译解》、《分析化学》、《动物学新论》、《微分积分学纲要》等。甚至可以说近代中国人的新知识大部分是通过日本书籍得到的。

　　这个时代日本人撰写的关于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日文学术研究著作也被大量翻译，如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铃木虎雄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宇野哲人的《中国哲学概论》、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内藤虎次郎的《先秦经籍考》等无不以客观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和广博、确凿的论证方法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很高评价。

　　十九世纪中叶先后发生了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之间在政治上处于不幸状态，但民间交往不断，在1920——1930年间的中日文化交流当中，日本是以先行者的姿态出现的，当时中国革命志士当中的很多人是通过日文书籍吸收了如法国大革命、卢梭的民约论等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学说，从而滋生了革命思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潮也是经由日本传来的，中国几乎翻译了日本这方面的所有重要著作。李达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萨孟武翻译了《马克思十二讲》，对于中国了解和传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唯物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帮助。日本的杉山荣、山川均、界利彦、河上肇等人的著作一译再译，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就曾经受到河上肇的影响和启发。

　　日本的幸德秋水认为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革命和朝鲜独立运动，才有日本的革命，所以他期待着中国革命，翻译了孙中山的《革命潮》，刊登在《平民新闻》上，还与中国革命同盟会的章炳麟、张继等人来往密切。宫崎滔天等人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革命提供了赞助，中国革命受到日本人的重要影响。

　　其中日本社科书籍的汉译对中国影响最大，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很多学术术语如近代化、工业化、生理学、封建主义、共产主义、可能性、创造性、心理作用、精神作用、紧张感、优越感、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名词都是从日本传来的。在翻译西方著作时，日本人以汉字的中国造语法来翻译、创造了许多汉语原本没有的新词语，方法上有形容词加动词，如哲学、物理；或是副词加动词，如独占、独裁、反动；还有动词加目的语，如共产、无机、总动员等等，所以中国人也好理解，以至于日本制的新词充斥于中国译本，最终成为汉语的一部分。

　　1912年中国辛亥革命成功，日本感到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的理解很重要，开始重视中国社科书籍的翻译。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书籍开始使用口语，使日本人逐渐感到阅读困难；另一方面是由于明治以来日本人的汉文读解能力普遍下降。

　　一战使日本人对西方文明本质的疑虑加深，社会开始回归传统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希图从中寻求匡世救时的秘方。在此种时代背景下，日本社会对佛学的兴趣提高，所以1912年以后的日译汉书，以佛教经典为大宗。

　　中国文学的翻译也是重要一环。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此时期第一次被译成日语，如《聊斋志异》、《剪灯新话》等。规模庞大的《国译汉文大成》（1921 年），收录了数十种中国古典以及俗语文学作品，1926年出版的《支那文学大观》规模更大，专收古典戏曲和白话小说。有些日本文学大家如龙泽马琴、幸田露伴、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等有深厚的汉学修养，在翻译事业方面也发挥了不同凡响的水平。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也吸引了日本学者的兴趣。1937年七大卷本的《大鲁迅全集》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被翻译介绍的一大里程碑。日本新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们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积极从事中国文化和新文学的译介工作，短短几年时间就把数十位新文学作家如林语堂、周作人、鲁迅、沈从文、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矛盾、丁玲等人的作品译成了日文。

　　社会科学方面除了文学名著，近代中国党政要人的作品被翻译的也很多，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抗日论》等。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党人的作品也有翻译，比如周恩来的《中国共产党组织问题资料》等。还有中华民国各种重要法律规定，几乎全有日译本。有关中国社会经济产业的译书还有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译者除著名学者外，多为日本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如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东亚调查局、满铁调查科、大连商业会议所等，这反映日本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关注不纯是学术上的需要，更有制订国策上的参考目的，这在战争期间表现得更加明显。

　　明治维新以后，中国、日本都最重视对方的政治经济，其次日本人重视中国的文学、哲学，而中国则偏重于科学技术方面。中国翻译日本书籍是为了通过日本观察西方和世界，接受西方的知识学说；相反日本翻译中国书籍是为了发掘中国国情，为其侵略目的服务。单纯就翻译事业来看，当时日本汲汲于吸收西方文明，视中国为落伍者，翻译的整体趋势是轻中重西的，日译中书的成绩，在质和量上都比不上以东京研究社和白水社为代表的英法文著作的翻译。

　　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宣告日本近代天皇制、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破产，也宣告其在思想文化上的失败。美军单独占领了日本，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全面涌入日本，日本迎来了第二次文明开化的高潮。

　　当时在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上日本与美国有天壤之别，日本努力地摄取美国文化，而翻译事业推动了日本全面吸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进程。日本在钢铁工业、化学工业、发酵工业技术、电气通信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家用电器工业技术、机械工业技术、原子能发电技术、空间科学技术等领域努力引进欧美先进技术，并不断地进行独创的革新和开发。198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政策和方针，经过十年的奋斗，日本已经成为科技大国，在超级计算机、航空超导、软件生产、太阳能发电、新陶瓷材料、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接近甚至超过了美国的水平，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同时在美国的指导下，日本在政治、经济、教育、科学研究等领域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特别是日本吸取过去偏重自然科学，因而阻碍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的教训，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从美国引进了科学逻辑学、心理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学科。在这里仅从翻译对日本文学的影响这一角度做一个详细介绍。

　　由于战败，传统价值观破灭，日本社会普遍陷入悲观失望之中，感到自我之外的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只有自我才可信，自我的存在成为最大的和唯一的问题。于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尼采和萨特的全集、选集、专著都被译成日文出版，萨特的影响更扩展到文艺界和其他社会科学学术界。

　　战后1946年，以翻译出版《墙》单行本为契机，萨特主张"介入文学"的思想对战后日本文学产生很大影响，主要表现在日本的存在主义作家们纷纷尝试以存在主义理论来表现和反映战后社会的整体危机意识。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内容是探讨战争对人性的扭曲、人的存在的荒谬性和反省人的存在的价值。在批判战争的基础上，强调尊重人和人性。大江健三郎是新生一代的存在主义作家，他通过描述个人所体验的现代人面临的核危机、残疾危机、性危机来寻求日本现代社会的定势，从而形成大江式的存在主义文学。他成功地将存在主义理论日本化，并于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标志着日本文学继川端康成之后再一次走向世界。

　　同时战后中国文献的翻译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古典文学方面大部头的丛书纷纷问世，有平凡社的《中国古典文学大系》50余卷，《中国古典文学全集》30余卷，筑摩书房的《世界文学大系》收入《中国古典诗集》2卷及《中国散文选》，让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也有长足的进步，鲁迅译本多达80余种，郭沫若达50余种，老舍也有30多种，连赵树理、高玉宝、浩然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为世界翻译文学的罕见现象。大型丛书有河出书房的《现代中国文学全集》、平凡社的《中国之革命与文学》、东方书店的《现代中国革命文学集》等。以《毛泽东选集》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也被翻译介绍到日本。

　　还有一批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教育、历史地理的文献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首次被翻译，中国史乘有关日本的记载纷纷被翻译，显示长期以来受皇国史观禁锢的日本史学的全面解禁，并表明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历史整体的发展产生了兴趣，大多数日本译者对中国的态度和翻译的动机在战前和战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前是把中国作为"被动的""无机的"参考资料，或一种情报上的知识；而现在是作为"思想上的知识"、是"世界性的、主动的、有机的"资料，与日本本身息息相关的，是日本读者必须正视的现象，这无疑促使战后的翻译在质和量上都有很大提高。

　　综观日本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对外来文化的借鉴是日本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翻译是文化交流和文化借鉴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手段。日本主动地有选择地引进和移植中国和西方的先进文化，自觉地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并带动了新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体制的诞生，使日本社会相对稳定地步入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日本型发展模式中，可以看到翻译事业对文化的贡献和作用是巨大的，翻译带来了新观念、新思想，它在人们的头脑中完成了不流血的革命，并促使人们在社会变革中去实践他们的主张，翻译对于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